[摘要] 蔡珠祥、张莲好夫妻，曾经是闻名全国的牛钉子户，当日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，各自隐居在城市的两头，小心翼翼地生活。人们知道他们，是因为“天价钉子户”这个响亮的名头。事实上，他们的人生远比“天价钉子户”要丰富、跌宕许多……
蔡珠祥、张莲好夫妻，曾经是闻名的牛钉子户，当日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，各自隐居在城市的两头，小心翼翼地生活。人们知道他们，是因为“天价钉子户”这个响亮的名头。事实上，他们的人生远比“天价钉子户”要丰富、跌宕许多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，流落南美淘金，几十年后仍旧两手空空回到深圳；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，宅基地上建起小楼富裕度日；几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迁进程中，成为牛钉子户因1700万巨额拆迁赔偿名噪一时；曾经情比金坚的两人，获得赔偿后劳燕分飞，隐居于世……
2007年，蔡珠祥的6层小楼成了拆迁空地上的孤楼。资料图
蔡屋围村民的回迁楼。唐洁/图
一次次冒险、一次次抗争、一次次离别、一次次选择、一次次等待，一个人的生命中那么多的偶然，其实映照着历史的必然。他们的故事，是深圳原住民在这几十年中的时代写照。
左：年轻时的蔡珠祥；右：当年，蔡珠祥与在厄瓜多尔的妻儿合影。
蔡珠祥夫妇。
偷渡客
当时宝安农民的收入是7毛钱左右，而香港农民的平均收入约70元港币，悬殊近百倍。蔡珠祥加入“逃港”大军，偷渡香港，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。
蔡珠祥、张莲好已经分开了，1700万拆迁赔偿分成4份。他们俩和儿子、女儿各一份。为了避免冲着巨款而来的恐吓和危险，两位老人换掉了之前的电话，散在城市的两个角落各自居住，与之前的生活彻底断了联系。
而上世纪60年代，他们曾经是蔡屋围村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，郎才女貌。张莲好是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，到蔡屋围村大队插队，有些文化，梳着一条黑亮的大辫子，面容清秀。蔡珠祥是村里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手，喜欢冒险，富有朝气，能让拖拉机在土路上开得飞快。“那个时候可以开拖拉机的，好比现在开劳斯莱斯的，厉害得很啊！”蔡许生（化名）是蔡珠祥的发小，在他的记忆中，蔡珠祥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曾经风光无限。
1969年，蔡珠祥与年长他3岁的张莲好成为夫妻，有了一个儿子，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。1972年，张莲好又怀孕了，本就拮据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难，蔡珠祥决定加入“逃港”大军，偷渡香港，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。
在内地，蔡珠祥是风光无限的手扶拖拉机手，但是到了香港，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层劳工。和很多逃港内地人一样，蔡珠祥在香港只能从事一些廉价劳动力的工作，洗碗、粘纸盒、做清洁，不过干得多的还是建筑工，因为挣钱更多，每月300元。对于年轻的他来说，有力气，身手灵活是的。当时内地对香港的宣传是黑社会横行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然而令蔡珠祥惊讶的是，这里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许多，香港居民还用上了洗衣机和电视机。
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张莲好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农村，她作为一个外姓女人，带着一双儿女，跟村里人的关系并不好，还受到排挤。有蔡屋围村的村民猜测，这也是后来张莲好下定决心要争取赔偿金、坚决不要物业补偿回迁的主要原因，她不愿意再与村里人住在一起，她要在拆迁中扬眉吐气。
1974年，香港政府实施“抵垒政策”，内地非法入境者抵达市区，只要能够接触到香港的亲人，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。而在该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，则会立刻遣返内地。这一年，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。然而，他没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，令他在1992年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革中，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的资格。不过，也正因为这个身份，为他在后来拆迁的博弈中得到了的关注。
1979年初，在朋友的建议下，这个血液中流淌着冒险基因的年轻人决定展开更远一次的冒险——偷渡美国。但是，这一次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南美国家厄瓜多尔，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在南美的近10年中，蔡珠祥甚至放弃了回国的念头，与当地人结婚生子。直到有，一个广东华侨告诉他中国已经改革开放，深圳成为经济特区，已经不是他离家时候的样子了。
1988年，蔡珠祥从南美飞到香港，过境回到深圳。关于他回来的方式，村里人有两个说法，一是他购买了一张从厄瓜多尔飞往香港的机票，返深；二是张莲好借了2万元美金，去厄瓜多尔把阔别多年的老公接了回来。那一年，蔡珠祥38岁，张莲好41岁，他们分开已经整整16年了。此后，他再没有见过自己在厄瓜多尔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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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1996年，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，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。蔡珠祥和张莲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，蔡白天去喝茶、四处逛逛，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、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。
蔡珠祥在外漂泊，也许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艰辛。一个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无援，举目无亲，多的时候她做了包括清洁工在内的五份工，生活仍艰难坎坷。1982年，她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和丈夫寄回来的钱，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。在几个受访的村民记忆中，这个女人的性格也越来越“硬”，有时候甚至执拗，很难说话。她在村里很少和别人搭讪，也很少与人产生矛盾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行色匆匆，异常忙碌，脸总是绷着，前额的头发倔强地立着。她就像热闹的蔡屋围村中的独行者。
1992年，深圳开始次城市化改造，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“农民”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，在原村委会基础上也组建了股份公司，村民参与分红。但是，由于张莲好不是“本村人”，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，所以他们二人均不能参与村股份公司的分红。虽然，农村变成了城市，村民变成了市民，但、医疗、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，村股份公司也没有摆脱以宗亲为纽带的血缘股、家族股等。
由此，深圳的农业已经基本消失，城中村的村民们在祖先留下的地上“种”越来越高、越来越大的房子，他们走上了这条毫不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。一开始，蔡珠祥对无业儿子的前途十分担心，儿子甚至买瓶啤酒都要问张莲好要钱。1990年前后，和村里人一样，蔡珠祥也投入了轮的抢建风潮中，将自家房子加盖到四层，外墙上贴了光洁的瓷砖。村子里住满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，滚滚而来的租金让蔡珠祥觉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么不值，他也不再担心儿子的未来，因为靠房子，根本不需要工作。
整个城市的开发改造带动了蔡屋围价值的提升，原住民成为了的获益者。
此后，随着越来越多涌入的外来租客，村里的房子也不断“长高”。1996年，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，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。村里的楼房多方正，六七，除了一道楼梯外，的空间都被分隔成一个个单独的房间，分别出租，每间租金600-1200元不等。在村里人的小楼中多是一房一厅等“小户型”时，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妇则选择了三房一厅的“大户型”。也许是因为蔡珠祥认为，“大户型”更加气派、风光，也显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见过世面，与村里人不同。阔绰的大开间套房确实让他们在村里风光了一把，但是到了实际出租的时候，每平米的实际和出租率却不如小户型。因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，他们之需要一间房，一张床，却不需要落脚点有多宽敞、多舒适。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厅的小户型，6层小楼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，每月坐地总额至少要比现在的万余元翻一倍。
尽管如此，蔡珠祥和张莲好仍旧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，蔡白天去喝茶、四处逛逛，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、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。也许是巧合，他们拥有的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老街坊12号小楼，正是后来建成的京基100大厦的大堂位置所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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钉子户
蔡屋围城中村拆迁改造中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方案，蔡珠祥家是个例外。2006年9月15日，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，蔡珠祥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。2007年9月22日，蔡珠祥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，成为中国“贵的钉子户”。
2003年，经人民银行总行同意，人民银行深圳支行提出要扩建。扩建涉及蔡屋围原居民的拆迁和安置，考虑到原居民提出原地安置的要求，市政府研究决定以人民银行深圳支行扩建为契机，对老围进行整体改造，打造蔡屋围金融区，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。项目批准立项后，2004年被列为深圳市以及罗湖区的重大项目。2004年，蔡屋围集团公司与京基公司签订了房地产开发合同，近46万平方米土地即将拆迁开发，蔡珠祥的房子也在其中。
当时提出的补偿安置方案是：1、产权调换。按现状查丈建筑面积“拆一补一”，回迁房的产权形式是市场商品房；2、货币补偿。按现状查丈建筑面积，补偿价格是6500元/平方米；3、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。12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，加上奖励奖金，货币补偿价格相当于12000元/平方米，剩余部分可选择原地回迁；4、原地回迁部分，过渡期内租金补偿为25元/月·平方米。
彼时，蔡屋围城中村拆迁改造是深圳市大规模改造城城中村的头一遭，一开始并不顺利。负责拆迁的京基公司的工作人员伍青山记得，许多村民都采取了观望政策，因为不少人担心房子一旦拆了，补偿是否能够兑现。甚至还有少数村民以1万元/平方米的价格将物业转让给他人。
直到开发商提出一个附属方案：以1.2万元/平米收购村民原有物业一层，马上支付现金约140-160万元不等，用于村民在拆迁过程中过渡性购房，其余物业则等待几年后回迁房“拆一补一”进行产权调换。2006年，深圳市平均房价不足1万元/平方米。这个方案对于拆迁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，2007年4月，386户居民中，380户签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，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的方案。
2006年9月15日，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，从红宝路一侧开始拆迁，蔡珠祥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。
蔡珠祥家的6层小楼究竟值多少钱？他们先是要求1.2万元/平方米的现金补偿，遭到拒绝，开发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农民房，和周边的高楼大厦不能横向比较，因此价格更不能参考后者。此后2006年9月房地产评估机构给了价格是4089元/平方米，理由是宅基地实际不能流通，房子没有房产证。双方对房子价值几何的评价大相径庭。京基将补偿金提高至9000元/平方米，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。
2007年3月，张莲好以网名“阿香婆”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南方高楼之征地拆迁令我感到弱势》的文章，拉开了这一出拆迁的大戏。这场拆迁的拉锯战从一开始就成为深港乃至媒体的报道热点，它具备太多吸引人的新闻元素：蔡珠祥的港人身份，《物权法》的颁布，上千万的天价赔偿，已经在迅猛飙升的深圳房价……老人与开发商，孤楼与新地标，这栋老楼的命运成为深圳旧城改造的标志性事件。
蔡珠祥将内地和香港媒体记者的联系方式记录在一个小本上，有需要的时候他就逐个打电话。为了防止开发商假冒记者抢走房产证，他将房产证存进银行保险柜，给记者看的只有复印件。
在这场拆迁保卫战中，偌大的工地上只有这幢6层小楼孤独而倔强地屹立着。蔡珠祥坚定地认为他手中抗争的砝码是媒体、胆识和法律，而法律是重要的。同一时期出台的《物权法》为旧改拆迁再添变数，它成为蔡珠祥的有力武器。有一阵，有来自各地的“钉子户”纷纷找到蔡珠祥学习取经，他就带着人家到书店本《物权法》。他振振有词地拿着《物权法》跟媒体说：“根据《物权法》，如果是像建、政府机构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，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。但是建金融是商业利益，所以我可以和他们自由谈判。”
夫妻俩可谓“一文一武”。这边，蔡珠祥拿着《物权法》要谈判；那边，张莲好则用她的近乎偏执的强悍来表示决不妥协的决心。拆迁不仅留下了小楼，还留下了小楼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条小路。每天早上4点，张莲好都一个人拿着扫把，把头拆迁洒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认真扫去，每天一扫就是两个。2006-2007年连续报道此事件的一个记者回忆，每次见到张莲好，她头一句一定是：“这地是我家的，房子也是我家的，就是要他们赔！”
罗湖法院召集双方调解了4次，斡旋成了主要协调方式。2007年9月22日，蔡珠祥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，成为中国“贵的钉子户”。那一年，他57岁，张莲好60岁。伍青山对那的场景记忆犹新，张莲好打电话给他要交钥匙。在小楼前，张莲好递过来小楼的钥匙，尽管她极力保持平静的表情，但是眼神中流淌出无尽的凄凉。张莲好说：“青山，我现在啥也没有了，只剩下钱了，明天就睡在天桥下数钱去。”她离开的背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越来越长，一步三回头，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楼嵌入眼睛里。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，此后他们将相忘于江湖。
对于公众来说，赔偿金总额成为的八卦。两人挨个给记者打电话，告知这个他们认为“扬眉吐气”的结果。有记者至今仍记得电话中蔡珠祥那胜利者的口吻。也有参与报道的记者认为，夫妇俩一直都把媒体作为争取更多赔偿金的利用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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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居者
蔡珠祥和张莲好分开了，1700万也被分成四份，蔡珠祥、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。2007年底，蔡珠祥在布吉(社区网论坛商铺)买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，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、有些驼背的老人；至于张莲好，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。
多数蔡屋围村民选择了物业补偿回迁，1-2套120多平米的大户型+10多套40多平米小户型的“组合”。位于蔡屋围的京基金融，1755户住户中，业主300多户，租户1400多户。而这些业主几乎都是蔡屋围村被拆除的108栋楼的原村民。他们住在大户型的中，大户型集中在一栋新楼中，位置好、户型大。罗阿姨家物业补偿建筑总面积720平米，2006年拿到了一层的拆迁补偿金144万元，余下面积换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两厅和13套33-44平米的一房一厅。目前小户型全部用于出租，每月租金总额约4.5万元。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况差不多，也有村民一家拥有超过20套房产的。
还有一幢新开发的写字楼产权属于蔡屋围村股份公司，如此村民的分红就更高了。村股份公司组建物业公司对写字楼进行管理，村里不少年轻人在物业公司里面工作。尽管每个月的工资仅仅够汽车的油钱，但是他们仍旧很乐意去“上班”。无疑，这些村民已经成功跻身富翁行列，但是几乎村民都对记者的采访有些避讳。罗阿姨面露难色：“大家都以为我们发财了，其实我不想做富翁，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。”
如果按照产权补偿的方式，蔡珠祥家708.3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，按照均价3.5万元/平方米计算，保守估计目前的市值总额超过2400万元。
但是，如果仅仅是如果。
有村民提出，蔡珠祥和张莲好之所以坚决选择现金补偿的方式，抗争了整整一年多时间，原因是两人作为夫妻早已貌合神离，而现金补偿给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财产的方式。也许是巧合，现在的蔡珠祥和张莲好确实分开了。1700万被分成四份，蔡珠祥、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。
蔡珠祥和张莲好更换了电话号码，和村里人没了联系，因为钉子户行为拖延了工期，也就推迟了大家回迁的时间，他们成为全村“公敌”。蔡珠祥曾和别人说，张莲好没有再买房，而是租住在滨河新村。这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“老”住宅区，离蔡屋围。但是，记者通过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张莲好的租赁信息。有一种可能，张莲好已经更换了住地，在连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；还有一种可能，张莲好用了别人的名字租下了滨河新村的住宅。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气，打开瓶盖就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，她生活得怎么样？
2007年年底，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三房两厅131平方米的房子，购房和装修总价约200万元。他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房价是9400多元/平方米。目前，他和女朋友同住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小，在蔡屋围老村外，他很难找到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和共同语言的人。“跟外面的人聊不来”，蔡珠祥的普通话不好，说起来很费力。 每天，他6点起床，然后下楼散步，8点买菜回来，顺便带一份报纸，9点吃早餐、看新闻，眯着已经老花的眼睛逐页阅读报纸，午饭后午睡，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楼打会儿麻将。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、有些驼背的老人，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时的“天价钉子户”。平日里他很少出门，“我也没有啥可以去的地方，呵呵”，蔡珠祥说，难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厅，吃吃久违的味道，是他一段时间里幸福的时光。由于女朋友晕车，他们几乎没有旅游的安排。蔡珠祥至今没有买车，他说自己不需要，也没有想去的地方。
他不知道儿子和女儿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，牵挂的人是年幼的小孙子。他时常还会想起做钉子户那段轰轰烈烈成为公众焦点的时候，时常拿出那本记录着各个媒体记者电话的小本来反复摩挲。对未来，他说没有什么想法，平安过就是。“我怎么可能回蔡屋围呢？我在那里没有房子了，别人也不欢迎我。”说到这儿，蔡珠祥很是无奈。
和蔡珠祥一样选择住在“外面”的人几乎没有，村里人因为物业补偿，回迁还是住在一起，他们普遍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。回迁入伙时，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楼惊呼：“每天爬楼怎么吃得消啊？”当搭乘电梯“回家”后，这个村民感叹道：“坐电梯还是比爬楼梯舒服啊！”拆迁前，有车的村民很少，李先生是村里之前为数不多几个有车一族，车子在村里只能乱停放，车身被刮、玻璃被砸是经常的事情。现在，几乎每家都购买了私家车，车库中几乎看不到20万以下的车型，很多家都有两台以上的汽车。 老村民蔡叔听人说，蔡珠祥曾经在去年通过中介想买蔡屋围的京基金融的房子，搬回来跟原村里人一起住，“但是，怎么可能有人卖房子给他？他当钉子户是出名了，但是当时是得罪了全村的人。”
生活环境变化了，原有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，初一、十五，村民们会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烧纸拜祭，老人几十个麻将桌每天都很热闹。蔡叔乐呵呵地说：“原来是一家一栋，现在是楼上楼下，还是那些人。”一花一，一村堂。他们有着价值千金的物业，有着每月数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，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。走出大厦后快节奏的城市节奏，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适应的，于是虽然旧改已经将蔡屋围村从深圳版图上抹去，但是他们仍旧习惯只和村里人来往，对同族人身份认同而怀念。
现在，蔡珠祥仍旧肯定地表示不后悔当初的选择，“当时有当时的情况，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客死他乡，现在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，我已经很庆幸、很安心了。”
无论是选择偷渡的冒险，还是建房时户型的选择，又或者是拆迁时选择的赔偿方式，每一次蔡珠祥夫妇都没有“随大流”，都没有安分地等待命运的安排，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。但是，命运好像给这对勇于冒险的夫妇开了玩笑，每一次选择他们好像都处于“下风”。
是命运吗？谁也不知道。知道的是，这一切发端于1972年，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走出家门，偷渡香港的那一刻。那时候，他还是个强健的年轻人，充满梦想，现在他只是个老人，只想安度余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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